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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学说过时了吗?

1999-01-26 来源:光明日报 中华读书报记者 马建波 我有话说

张昀: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动物学会生物进化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有《前寒武纪生命演化与化石记录》、《生命科学与人类文明》(主编)、《生物进化》等。值本文发排之际,惊闻张先生去世噩耗,令人不胜唏嘘,谨以此文悼张先生。

记者:生物进化的思想在达尔文之前已被许多人所注意,但直到达尔文之后,它才广为人们所接受;到今天,进化的观念远远越过了生物学的范围,已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达尔文及其学说在科学史上有何意义呢?

张昀:(以下简称张)达尔文之前的布丰·拉马克等人都宣扬过生物进化的观点,但由于神学势力的强大也由于他们的理论缺乏翔实的证据,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达尔文改变了这种状况。他指出了生物由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找到了驱动生物进化的根本力量———自然选择。他使人们相信: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用不着上帝的指导和安排,自然的力量就能解释现有的一切。重要的是,他的理论建立在大量的地质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说达尔文学说综合了当时生物学的所有成就,把进化论和生物学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达尔文学说在科学与神学较量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除此之外,它在当代自然科学观念变革中的先导作用也日益为人所瞩目。长期以来,物理学家认为宇宙的基本规律是可逆的和决定性的,宇宙没有历史,时间没有方向。而当代非线性科学的进展表明,自然界的基本过程是不可逆的,时间是有方向的,非生命系统也有类似生物进化的从混沌到有序的演化行为。物理学世界图景从存在向演化的转变完成了物理科学和生物学在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上的统一。因此,无论是在科学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达尔文和他的学说都应当有一席之地。

记者:达尔文的学说在受到众多赞誉的同时也一直遭到猛烈的批评。不时有人宣称达尔文学说的死亡,而“达尔文学说是不是科学”的声音也一度甚嚣尘上。在您看来,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张:对达尔文学说的非难可以笼统地区分为两种:其一是来自伦理学家或是社会卫道士的抨击;其二则是科学本身的进步带来的挑战。我们先谈第二种。

应当说,原初的达尔文学说纷繁芜杂,有许多臆想和错误的成分。在本世纪初,先是“新达尔文主义者”剔除了其中的拉马克成分;后是“现代综合论者”在遗传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自然选择”及其相关概念如“适应”、“生存斗争”作了新的诠释,使进化论有了更加严谨和完善的科学体系。这两次大的修正使得进化论者在40年代达成如下的共识:自然选择是进化的主导(或者说唯一)因素,而生物进化是一个由微小的突变逐渐积累的渐变过程。然而,自60年代末,人们对上述的共识产生了怀疑。首先是“分子进化中性论”指出分子层次的进化是一系列无害无利的中性突变随机漂变而成,其中不存在选择,一切决定于偶然。出现于70年代的“间断平衡”理论则认为新物种的形成是跳跃(即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进化停滞、再跳跃的往复过程,而非渐进、平滑的累积过程。这两个理论出现之初都引起不少人的惊呼:“自然选择失效了,达尔文学说终结了!”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分子进化中性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分子的多态性,但对个体层次上表型适应性进化无能为力。现有的证据并非完全支持间断平衡模式,大量的事实表明生物进化的渐变模式同样存在。今天,人们并不认为这两个理论与自然选择原理或者说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相对立,或者说代替了后者,而只是认为它们为进化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记者:这样看来,达尔文学说没有过时,也未“死亡”,而只是像别的科学理论一样,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是吧?

张:是的。正如你所说,达尔文学说是否是科学的问题,进化论的发展历史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生物学理论体系不具备物理学理论体系那样的模式,但不能据此认定它不是科学。生物学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检验方法。

记者:刚才您提到达尔文学说遭到来自伦理道德方面的批评,是指人们对“社会生物学”的厌恶吧?虽然许多进化论者都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开这个陷阱,但似乎用生物学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举动从达尔文开始就一直非常盛行。对此,您如何看?

张:达尔文用他的理论解释了人类的起源,但却未料到这一举动竟然能够带来百年的热潮和争吵。达尔文借用了当时流行的哲学、经济学中的术语来阐释自己的理论,而他又未能很好地把它们局限在科学的范围(这在遗传学发展之后才由综合进化论者所完成),因此他的理论很容易越过生物学的门槛,迈进社会科学的领地。不幸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它作为了自己肮脏勾当的辩护工具,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但我认为不能就此简单地否定用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这一举动。达尔文学说的一个伟大意义就是使人回归到自然界。人不是神,它与其他生物都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因此,完全否定生物学理论在考察人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义显然不是合理的。这将重新拉开人与自然界的距离。

但这不与下列事实相抵触:人的社会属性使得人的进化具有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并且人类文化的进化显然远远快于生物学上的进化,这使得人类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所以说,任何试图从单方面出发来解释人类进化的理论都是令人无法信服的。由于牵涉到许多敏感的问题,在把生物学理论移植到社会学上之时不能不谨慎从事。

记者:任何科学理论都将在实践中暴露出缺陷。达尔文学说虽然经过两次修正,但它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不可以认为进化论正在进行第三次大的修正?其中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它会不会使达尔文学说彻底过时呢?

张:可以这么认为。这一次修正主要由于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引起:古生物学家揭示出大进化(种和种以上分类群的进化)的规律、进化速度、进化趋势和种形成、绝灭等;而分子生物学的进展揭示了生物大分子的进化规律和基因内部的复杂结构。这促使达尔文学说向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扩展,使它作出相应的修正。自然选择是否在不同的生物层次上起作用、生物进化过程中存不存在内部的驱动因素、小进化(个体和种群层次上的进化)与大进化的关系等问题都是目前进化论中的热点问题。

预言达尔文学说即将走到尽头言之过早。自然选择原理从提出到被确立,经历了一百多年,它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决非偶然。使它彻底过时的方法只有一个:找出更多的反对它的证据并建立一个比它更具说服力的理论。

(人物素描: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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